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，但为何发展，怎么发展，靠谁发展，发展的规律是什么？日前，在2008北京学术前沿论坛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、北京大学刘伟教授、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、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围绕“科学发展：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”这一主题发表了精辟的演讲。

如何看待

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

“这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西方国家需要用100年才能完成的奋斗目标，我们国家用30年就实现了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在题为《30年中国社会改革变迁》的演讲中，从人口结构、就业结构、城乡结构、社会阶层结构四个层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做了精彩的阐释。

“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动呢？”陆学艺首先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。他指出，这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，是从“三高”——高生育率、高死亡率、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“三低”——低生育率、低死亡率、低自然增长率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，19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，我们全国的总人口中，大专以上学历占人口比例是1．6％，经过近30年，这个指标已经达到6．2％。而像北京这样的地方100人里超过30人是大专学历。

在分析了就业结构、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后，陆学艺特别强调，就社会结构而言，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，我们都属于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。他认为，社会结构滞后了，如“三农”问题的本质就是结构问题。他说，不调整这个结构怎么行呢？比如，2007年我们的GDP里面，农业创造的增加值是11.3％，但同年在就业结构里，7亿多劳动力，靠农业劳动的占40.8％，可以说这40.8％的人创造了11.3％的GDP，这不是劳动生产率太低了吗？不是中国农民傻，不是中国农民不干活，中国农民非常勤劳，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少，所以只获得了11.3％的财富。现在讲城市化率是44.9％，那么就是55.1％的人要分这11.3％的财富，农民焉能不穷？农民焉能不苦？不调整这个结构，好像给了农民很多补助，但农民能富起来吗？

陆学艺说，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，“三农”问题解决不了。这个结构是土地体制、户口体制、人事体制、社会保障体制造成的。所以要解决农村问题，必须对束缚农民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继续改革。

以怎样的价值取向

认识改革

“中国30年改革的制度变迁是不是正义和进步的？这是人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。那么，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去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？”
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在《应当以怎样的价值取向认识改革》的演讲中指出，如果说改革作为制度变迁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话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最简单的道理，生产关系变革的进步性、公正性、有效性最根本的检验尺度是看它是否推动社会发展，也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水平。

刘伟教授分析说，从我们国家改革30年来看，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。比如从GDP的规模看，2007年我们GDP总量是20万亿元人民币，折合3．2万亿美元，居世界GDP的第四位，占全球GDP的比重大约为6％。200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相当于1978年的14.9倍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现在20天生产的GDP相当于1978年中国一年生产的GDP的价值总量，提高近15倍。

“经济发展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量，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。从经济发展来说，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。”刘伟举例说，比如说海湾国家按人均GDP的水平，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，但是它的产业结构中，原油采掘业具有鲜明的第一产业特征，它是初级产品占优势，所以它的经济结构非常落后。我们国家这些年就经济来讲，可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严重的落差，但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。 刘伟认为，从我国的产值结构来看，1978年的时候农业产值在20％多，第二产业接近50％，第三产业占20％；现在农业是11％多，第二产业差不多还是48％，但结构发生了变化，第三产业有了很大提升，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实质性的进展。更关键的是，检验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，不光看GDP总量和经济结构是不是带动了增长，更重要的是怎么实现这个增长的？实现增长的发展路径是不是科学有效。 对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，没有人怀疑。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质疑经济增长中付出的代价，增长方式是否科学，从发展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的进步性、公正性提出了讨论甚至质疑。刘伟说，1994年的时候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·克鲁格曼（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）拿到几张中国的投入产出表，通过分析他发现，中国在1994年前技术进步要素对增长贡献不大，那时确实主要靠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。这个批评我们是要面对的。

“但1998年以后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整个经济增长的效率确实是提高了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”刘伟指出，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深入，意味着资源更大程度上从行政控制转到市场控制，从垄断转到竞争，这个过程越深入，原则上资源使用效率就越高。同时，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，经济结构变化本身产生结构效应，要素从效率低、传统落后的产业领域更大程度向效益高的现代产业转移，这个转移本身就使同样的投入实现了总产出增大的过程。再有就是要素生产率的贡献。1998年以后，中国的投入产出有一个明显趋向：技术进步、技术创新带来要素效率的提高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。

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，这30年的改革就其实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。

全球化时代：

发出中国人的声音

“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，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邓正来教授在题为《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理想图景的构建》的演讲中指出，今天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在全球化时代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，对全球化的形势和发展方向、进程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。

“但是很遗憾，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西方化的倾向很严重。”邓正来分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来经历的三个阶段：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引进运动，把西方大量的知识引进过来。1990年初，从经济学、统计学这些学科入手，开始了复制阶段，把西方的理论拿进来解释中国的问题，把西方的概念工具、分析框架拿过来解释中国的经验。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，是同国际接轨阶段，所有的标准是国际标准。这三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以西方标准作为我们的“判准”。

“中国人的学问做得好不好为什么要以西方做标准？”邓正来说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面向时代、面向现实、面向世界。这意味着要立足于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特有的经验，把中国的这种经验变成世界知识类型之中的一种。因为中国的经验、后发国家的经验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普世的经验。

所以，我们不能仅成为西方学术的注脚，我们要跟西方平等对话，平等对话要靠对中国深度的研究，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。那不是意识形态化语境下的中国，不是西方知识语境下的中国，不是传统知识语境下的中国，而是当下知识语境下的中国。

邓正来认为，西方化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中丢失了中国。唯学科化支配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把中国给肢解了，比如，我们的法学靠它的脊柱，经济学用它的肌肉，哲学看它的脑袋，但都是被肢解。我们如何从西方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？我们要真正实现知识转型，在知识转型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要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，而这个理想图景的未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责任，每个中国人的使命。